资讯中心The latest activities

当前位置 :主页 > 女孩系列 >
自贸区后来者反而具有后发优势
* 来源 :http://www.threeleafmusic.com * 作者 : * 发表时间 : 2021-01-16 11:29 * 浏览 :

“这说明顶层设计非常好,但与某些社会部门、尤其是企业联系不够。”朱孟楠建议,自贸区做顶层设计时,应当邀请大企业来共同参与,“自贸区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是,当地领导层有没有强烈的开放意识?有的话,是不是普遍性的?还是只是你有,我没有。”

对此,龚柏华有不同看法。在他看来,既然是“自贸区”,就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创新空间,各区可以以上海负面清单为基础,根据各自特色制定自己的负面清单。在各区清单不统一、容易形成无序竞争的问题上,他建议参照“最惠国”待遇引入“最惠区”待遇,即在某一单独事件中,参照4区规定中的“最惠”待遇执行。

作为自贸区中的“老大”,上海自贸区一直坚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。但在高校自贸区智库学者眼中,自贸区仅提供“可复制、可推广”经验是远远不够的。

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秘书长尹晨介绍,上海自贸区今年已经新成立了政策研究局、协调局和对外联络局3个局专门负责解决上述政策制定与沟通协调的难题。

就在最近,有消息称,上海、广东、天津、福建4个自贸区将在2015年使用同一张负面清单,该清单正在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。

再比如金融改革方面,上海鼓励各个银行在自贸区开设“自贸账户”为客户提供便利。“每家银行交上来的各种法规、条例就那么厚厚一沓。”徐明棋用双手比划出大约25厘米厚的尺寸说,“那天座谈会,每家银行都能问出十几条专业的金融操作问题,它们跟很多政府部门一样,除了上海的属地管理,还要接受垂直管理,很难协调。”

“国际规则说”的背景在于,美国当前正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(tpp)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(ttip)为两翼,意图构筑21世纪的国际贸易新格局。而上述两个协定,均未将中国纳入其中。

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同朱孟楠的观点,他说,tpp和ttip正开始对制造业国家造成影响,“以美国的南北卡罗莱纳州为例,他们的综合人力成本现在只比中国内地高30%,整个综合制造成本只比中国高10%。一件产品在中国生产如果是100元成本,在美国生产也就110元。”

此前,“负面清单”是上海自贸区政策中受争议最广的一个“槽点”。2013年,上海公布了第一版负面清单,共有190条内容,被众多业内人士吐槽“太长”、“开放度不够”;2014年,上海自贸区对“负面清单”作出了调整,禁止内容被缩减到139条,如此大幅度地削减负面清单内容受到舆论好评;到了2015年,有消息传出,负面清单将有可能压缩在100条之内,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

自从2013年9月我国首个自贸区在上海成立后,全国掀起了一股自贸区申请热。就在最近,有消息称,上海、广东、天津、福建4个自贸区将在2015年使用同一张负面清单,该清单正在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。

徐明棋说,外商目前对自贸区改革的评价相对政府部门内部而言要低一些,原因就在于他们瞄准了商机,但在进入后发现做起来还有很多困难。复旦大学教授程大中说,这种“企业慕名进入却不能干事”的尴尬,应当成为其他自贸区建设的前车之鉴。

上海自贸区研究协调中心秘书长徐明棋说,上海的很多企业家也还在“坐等商机”,“去企业问问,他们并没感受到多大力度的改革。”

龚柏华说,“负面清单”需要一定的稳定性,没有必要为了迎合舆论的期待而瘦身。

“我觉得福建还是要做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主线,自贸区围绕‘海丝’来做才有意义。”朱孟楠说,自贸区不应仅立足于可复制经验的推广,“这样档次就低了,更重要的是把这些经验经过若干年运作,形成规则,这个规则要跟国际规则接轨。”

关于如何开放,开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,是“负面清单”之外,自贸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。此前舆论广泛认为,上海自贸区28.78平方公里试验范围实在太小,最具商机的服务业开放没有用武之地。但经过扩区,上海自贸区范围已达到120平方公里,服务业开放的契机是否已经来到?

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,2014版自贸区“负面清单”中,把“博彩业和色情业”删了,“当时舆论一片哗然,觉得这次改革力度特别大。其实不是这个意思,因为博彩业和色情业本身也不允许内资搞,所以没必要再放进针对外资的负面清单里了。”

近日,在由复旦大学与新加坡管理大学(smu)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复旦-新大国际论坛上,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朱孟楠表示,他所带领的团队此前针对厦门自贸区建设问题,在企业家和政府部门中做过调研。调研结果是,在厦门这一自贸区前沿阵地,不仅企业家不知道自贸区是干什么的,就连很多政府部门对自贸区建设情况也并不太了解。“比较清楚的是商务厅、管委会等,很多部门都不清楚自贸区要做什么。”

2014年12月,这些“传闻”被一一坐实。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,中国将在广东、天津、福建特定区域再设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,同时,对已有的上海自贸区进行扩区。

今年1月,上海市长杨雄在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,上海要在自贸区制度创新方面保持先发优势,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入推进。但在学界,不少经济学者却认为,自贸区后来者反而具有“后发优势”,“它们一来可以复制上海已有的创新制度,二来还能结合各自的特点搞新的创新。”

对此,徐明棋回应称,实际上,国务院规划的6个服务业开放项目,已经取得了初始效果。一家德国医院已经在自贸区注册,只不过还没有正式开业。

而具体到上海自贸区,邵宇认为,其应当承担起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。

然而,复旦大学自贸区法研究中心主任龚柏华却对此次“负面清单”的修改持另一种观点。他认为,负面清单不能“年年改”,“不应该为了瘦身而瘦身。”

令多数人感到不解的是,自贸区既不能突破土地红线,又非政策或者税收洼地,大家究竟在争什么?为什么都急着要建自贸区?

如此国际形势下,邵宇认为,目前存在的4个自贸区,远非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而已。“自贸区不是自己关起门来玩儿,而是为了开放、输出。”邵宇说,这些自贸区,应当成为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重要支点。他预计,现有的4个自贸区可能还不够形成完整的支点,“未来在云南、西藏、北部湾等方面有更多的开放举措,整体来说可以构起新的格局。”

自从2013年9月我国首个自贸区在上海成立后,全国掀起了一股自贸区申请热。多地相继传出“我们也要搞自贸区”的传闻。

“允许进来,不等于说马上具备从事业务所需要的资质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,这里涉及到中国一个特殊的审批制度,很多具体的问题,有待于相关部委把实施细则拿出来。”徐明棋说,在“拿出细则”方面速度比较慢,“乐观来看,(自贸区)第一年主要是政府管理体制、贸易便利化等改革,接下来一年,可以在这方面往前推。”

而厦门的企业家,朱孟楠用“一头雾水”来形容他们目前的状态。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“自贸区是干什么的?我去自贸区发展能得到什么?”但他们所得到的反馈却并没多大鼓舞作用。

一个尴尬的现状是,当多地政府都在轰轰烈烈申办自贸区、要求建设自己的自贸区时,那些原本“应该比政府官员更激动”的企业家们,似乎对此并不“感冒”。即便他们身在自贸区之中,或离自贸区很近。

不是不想改,而是改革太难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以贸易便利化措施“单一窗口”为例,现在进入自贸区“单一窗口”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的政府部门仍相当有限,“该进的很多还没有进。”徐明棋曾应邀参加过上海市政府的一次会议,市领导明确要求到2015年年底所有部门都要进入自贸区“单一窗口”提供服务,“不进的要打报告给市里,说清楚理由。”

据悉,广东目前的对外贸易总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,但其百分之七八十的贸易结算都不得不通过香港和新加坡,“广州南沙自贸区能不能把这个功能承担起来,推动制度创新,比如物流平台、贸易平台、对口仓储结合起来?”毛艳华说。

很多人对此感到纳闷,在上海试验仅一年多、效果尚未充分显现的基础上,中央为何急于上马另外3个覆盖面积更为广阔的自贸区?以上4个自贸区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?它们之间是否会因为同是自贸区而形成同行“无序竞争”?

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说,广东在过去的10年里,一直在执行目前全国开放度最高的cepa协定(即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》协定),下一步,如果能利用cepa服务贸易一体化的契机把香港的金融条件引入广东,“或许能从侧面解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。”

下一篇:没有了